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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四章 警惕(3 / 5)

必然要广泛征求意见,但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个范围往往就是士人们的意见,他们通过上书言事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监督皇帝恪守家法,谏请君主更改诏令,阻止君主内降诏书,抑制女后干政弄权等,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最高决策权,也就是皇权,因此也受到已经融入了国家的统治阶层的士人言事权的有力约束。

经过百年的发展,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了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

文官政治,宽泛、健全的政治制度促使宋朝士大夫阶层自主意识的形成及其崛起,作为官僚集团的中流砥柱士人们将他们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

赵柽从根儿上说还是武人出身,他能当上皇帝并成功的逆转了士人政治的基本形势,使皇权得以占据主动,说好听的是他能审时度势抓住了机遇,不好听的就是趁火打劫!

赵柽明白若想能中兴大宋,必须结束持续了三朝的党争,朝廷中只能有一个声音存在,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自己说了算,也就是说实施**,使皇权独树。而当时大宋在女真人的步步紧逼下,士人们没有能承担起拯救国家、黎民的重任,反而做出出卖国家和皇族的丑事。这让此刻上台的赵柽在抵御外辱的口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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