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政治权力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很少有例外地导致经济利益分配的极端平等；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出现了例外：居然做到了政治权力分配的极端不平等与经济利益分配的相对平等。这主要是源自超强的意识形态制约。然而，人类的历史实践又表明，这种超强的意识形态制约缺乏持续姓，于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又回到了不平等的结构上去。所以，人们抱怨的今天的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正是源于过去就已经设定的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
社会主义从本质而言，就是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经济上社会劳动成果相对平等的分配；二是政治上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即政治明煮化。
华夏20多年的改革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于1990年代中期，这是中央主导的普遍优惠的放权让利的改革，社会各阶层普遍得利；第二阶段就是到现在，是行政部门主导的“揽权推责”的改革。行政部门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主要获利者，社会其他阶层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现在出台的许多改革政策不再是普遍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垄断权力，以霸占垄断利润；不再是为了公民和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部门和个人的私利。例如，股市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保障股民利益，而是推卸政斧责任，骗取千万股民钱财来承担国有企业的亏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就业和税收，而是为了官僚们以权谋私，抢夺企业财产，使成群的官商凭空致富。改革明显走上了一条“权财揽进来，责任推出去”的严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斧部门对社会公众利益进行合法剥夺的手段。萧宸在朗柳时特别关注的，也就是这个问题。
改革的动力是利益诱导，这很重要。但这个动力在有些行业改革和基层改革中，是很可疑的。有些改革我们看到的是部门利益的膨胀。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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