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来对付肃慎再好不过。
陆逊还在讨伐山越，三年了，一边讨伐一边整编，估计还需要三四年才能彻底消除山越的隐患。
演义上对山越祸患一笔带过，实际上，东吴政权一直花费了近半力量在平定山越。
自孙权继兄执掌江东以来，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总体是建立在防守反击基础上的，但凡主动出击的战斗，如濡须之战合肥之战，大多以失利告终，即便后来的石亭大捷，也凭的是诱敌深入致胜，卒至王浚楼船下吴亡国前的八十年岁月里，造成一种“敌不能渡江,我不能越淮”的格局，如果将原因单单归咎于吴政权不思进取上，有片面之嫌，除了外线不擅平野作战外，内部的心腹之患-山越问题久而未决也是重要的客观不利因素。
山越，是聚居在江南山丛中的蛮夷部落，也就是《三国演义》内所述的东吴山贼，东吴匪患的猖獗通过宣城周泰救孙权事便可体会到，那一战周泰身中十二枪，若非神医华佗，堪堪送命，不光是周泰，几乎所有的东吴名将都参与过从讨山越的战斗，但看《三国志吴书》就有陆逊治会稽、吕蒙击庐陵、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贺齐伐上饶、吕范平鄱阳等，余者在韩当、凌统、蒋钦、董袭、全琮等传中也均可找到这方面记录，而黄盖更是一生的武功差不多全报废在山越身上，因此孙权主政前期七八年间，外线用兵仅仅是对付黄祖的复仇行动，大部分时候都在做“分部诸将,镇抚山越”的工作。演义三十八回内说到“东吴各处山贼,尽皆平复”，此话不确，其实山越问题根本没有肃清，因为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的本性使然，这个问题的长期存在令孙权头痛不已，是以他不敢倾全力外御。
《三国志吴书》有一卷是贺齐、全琮、吕岱、周鲂、钟离牧传，之所以将这五人列在一起，也是拜山越所托，卷尾评语说得很清楚：凡此诸臣,皆克宁内难，绥静帮域者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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