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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第十八世纪(30 / 41)

次的大暴露。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处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披甲人为奴。

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内,不过一群小丑。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王锡侯案,江西省长(巡抚)海成,仅建议草去他“举人”的身份,弘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头。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藩司)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处死刑。

文字狱的奇异谋杀,产生下列几项影响:

一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于是全国士大夫——现任官、退休官,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阿谀帝王。

二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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