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齐世英先生访谈录（2 / 5）

雍容大度，处之泰然……”可惜访问时，我父秉持理想，坚守原则，笃信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与雷震、李万层、夏涛声、高玉树等筹组“中国民主党”未成，与郭雨新、吴三连、许世贤等，鞠躬精粹于撒播自由、民主的种种努力，访谈时末肯谈及，不无憾焉。

这种种顾忌与遗憾大约是我父在世之日不愿访谈录出版的主要原因吧……他的一生，牺牲奉献，大半生有家归不得，对所谓荣华富贵不屑一顾，亦从未为妻子儿女安顿忧虑打算。在他逝世之前，更感一生亏欠，失落，一切随风而去，不必再留个人痕迹。中央研究院的访谈录也不必出版，世我两忘即好。

访谈录中以“凄凄吾行飞台湾”一节告别大陆之后，未有一字谈及台北的政局，而以对日交往至一九六七年参加日本首柑吉田茂国葬典礼结束。幸有梁肃戎先生为此书撰写《立法院时期的齐世英》一文，不仅追怀革命同志情谊，也详述我父与国民党关系，及初来台湾时立法院之状况。他认为“铁老一生，风骨嶙峋，对国家，对党都有责献，对政治有极高理想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理解最深，师承最久。”

访谈录即将出版之时，我在台大“高级英文”班上，历史研究所的学生李孝悌和陈秋坤已从哈佛和史丹福大学读得博士学位，在中研院近史所任研究员，他们帮助我审阅全书，提供意见。孝悌陪我去访问正在办《首都早报》的康宁祥先生。康先生于一九七二年当选为第一批本省籍立法委员，与我父结为忘年交，当时他三十多岁，我父七十三岁，在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每月两次周末在我们内湖家中，吃我母亲做的家乡菜，对饮畅谈。我去访问时，他与我对谈开始即说:“我一直想把铁老与我个人，和台湾政治前辈的关系，以及他对民主政治的关怀，留下一个纪录。”那一天，孝悌为《纪念民主的播种者齐世英先生）作了极好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