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用暴力铲除广东的反对势力（8 / 9）

他并不讳言苏俄的功劳，甚至还要拍马屁，说是“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的效力”，更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苏俄同志愿意指挥我们革命，我们亦愿意受他们的指挥；不但不足为耻，而且同列于世界革命党员的地位。(《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页二十；另参阅《蒋介石年谱初稿》，页四七三，未删改之原文)不足为耻吗？这种说法已经可耻，更可耻的是，蒋介石说此话实乃言不由衷的权术运用。

陈炯明失败下野后，整个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好像是稳固了，其实第二次东征的捷报大大地稳固了蒋介石个人的权势。而适于此时，国民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在北京的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电请各执委到京视孙中山病，并拟于五个月内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李敖藏第六十四次会议录原件)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召开的第六十六次会议上，胡汉民提议“为自由安全讨论党务起见”，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粤开会，决议通过(见李敖藏原件)，汪精卫又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于十月三十一日致函再度肯定广州为中执会以及国民政府所在地，会议须在广州召开，终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发出二三一号通告，驳斥北京西山会议派“反革命”言论，强调“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并“决定第二次全国大会会期为明年一月一日”。(李敖藏原件)

当大会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召开时，蒋介石与谭延闿二人具名，继汪精卫的政治报告与宋子文的财政报告之后，做军事报告。毛泽东则以代宣传部长做工作报告，此为蒋、毛同列重要政治会议之始。(见李敖藏《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员名单》原件)

元月六日那天下午，蒋介石以“东征英雄”，“身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