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矛盾，把一些寻常的事刻意扩大与扭曲，把疑虑转化成阴谋，几成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自然把自己心目中被激化的敌人，当作斗争的对象，并作为采取断然军事行动的借口与根据。此一心态实已见诸事变前一日蒋氏的日记：“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奉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又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牟谱初稿》，页五四七)是以若认定国民党右派之挑拨和煽动为引发中山舰事变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蒋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里，一贯以左派为敌的事实。
蒋介石以左派为敌，并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于其个人权力有碍，如果真诚合作下去，固然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却不免为他人做嫁衣裳，绝对建立不起蒋家王朝。国民党右派自一九二四年改组后即处劣势，可为己用，而不致受制于人。右派显然于中山舰事变前后兴风作浪，为虎作伥，然当老虎与北极熊谈妥条件，却又被虎鱼肉；后来老虎称王，卒成虎帐之下的虾兵蟹将。蒋介石左顾右盼而左右逢源，处处有利于个人权势的缔造、野心的满足!
中山舰事变可说是蒋介石生平的一场豪赌，虽一家独赢，然赢得险象环生，并不如一般强人强悍作风的印象。事发当晚何香凝曾向蒋责问，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四三)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页三十四)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坚持国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顾问遂千方百计向蒋妥协，以为反蒋会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卫已着手组织的“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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