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画蛇添足地说：“这件事除了蒋先生和我二人知道以外，无第三人知道。”(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五十一、五十二)没有第三人知道吗？非也!当时担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的陈肇英就说：
蒋校长即邀余等数人分乘小轿车二辆，赴庐山丸停泊处。迨车抵长堤东亚酒店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部署反击。(陈肇英《八十自述》页六十七)
又是另一种故事情节。中途折返到底是蒋本人的“猛思”呢？或是陈在途中所做的“历史性建议”呢？还是回到东山后接纳陈肇英的建议呢？言人人殊。不仅此也，连到底是坐车、坐船，还是坐轿子，都是各有其“好”。乱编故事才会发生这种“罗生门”式的情况。显然蒋先有此说，作为其“反击”的借口，而二陈则各自附会、各自臭表功耳。果如他们所说，汪与季山嘉的阴谋已到逼蒋出走的地步，何以对蒋之“反击”竟全无预防而束手待擒？蒋介石本人后来删去这个“借口”，显然自知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居然仍有人把抛弃的鸡毛当令箭呢。
我们再看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的宣称。他于事发后四日对第四期学生训话时强调：“(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事发后十日，他于《人民周刊》上发表《三月二十日的戒严》一文，又说：“苏俄已成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并说东山警戒“有防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深致不安者”；事发后不到一月，于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中再度申说：“二年以来，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页二二五至二三二)但是他于事过境迁之后的历史定论却是：“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原为共产党员)，前日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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