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出版)但是蒋介石羽毛已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党两府,导致宁汉分裂。二十一日汪精卫、谭延、孙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之行为,并号召民众与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见《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通电虽严正,然口诛笔伐于实无补。武汉方面虽有军队,但北方军阀未除,多数倾向北伐讨奉。徐谦甚至说:“反革命蒋介石,用不着出兵声讨,就是用党制裁,开除党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革命力量,不久会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中央惩办的。”(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三五至五三六)未免过于天真,结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过,由于武汉中央急于先击溃北方之敌,东征讨蒋一役得免。蒋介石闯了决裂的穷祸之后,却幸免一场国民党自家兵戎相残的悲剧。
武汉中央痛责蒋介石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反革命”好像是一项空洞的政治罪行,但当时所谓“革命”,有其具体内容的。那个革命的渊源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精神是联俄容共,方策是发动工农等群众运动,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然而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清党反共驱俄,明显反“革命之精神”:镇压工人,明显反“革命之方策”。据英国的纪录,蒋在上海清除共党与工人,其大胆远远超过北方的军阀(引自lsa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181),所以一九二七年四月汪蒋上海密谈,汪即以不可牺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纪律相劝,但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后来的国民党史官辄以共党暴乱,蒋介石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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