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孔氏回忆录所不录，颇可明张之心迹及其单纯的动机，以及和平解决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记》的隐饰。
张学良于事变爆发之日(十二月十二日)，致蒋妻宋美龄文电，即明言留蒋促其反省，绝无伤害之意，只因“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其抗日救亡的动机，已表露无遗。张又于事变后第四日(十二月十五日)复孔祥熙电，亦谓：“弟等此举，决纯为实现救国主张，绝无一毫对人私见”，再度表白其单纯之动机。张再于事变之第五日(十二月十六日)复电冯玉祥，更谓：“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纯洁无私，可质天日。……良等苦闷，惟在抗日未能及早实施。”冯玉祥提及愿担保张之安全，张曰：“担保一层，尤无必要，盖良固不惮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也。”更进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换取纯正之主张。张复于事变之第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又重申：“文日之举，纯为积极实现抗日救国主张，如中央确能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行动实现后，用我则愿做先锋，罪我亦愿束身归罪。”最后张于事变之第九日(十二月二十日)致电外交部长张群，有曰：“文电既已褐橥八项主张，则八项之外，自无余事，口是心非，弟不为也。”凡此足见张于私函密电中，与平昔公开之主张，完全一致，并以此为交涉之严正立场，则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动机，纯为抗日救国，已无可怀疑。
宋美龄于复张学良元电(十二月十三日)中，原亦针对张氏主张，谓“凡吾兄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又谓：“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侈言民主固非实在，然表明可从公意。再谓：“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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