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如何领导抗战（13 / 20）

张治中当时“愤兴”地说“日本无论来多少援军，绝无制胜的可能”(参阅陈公博编《炮火下的上海》)；蒋介石当时“愤兴”地说“敌军步兵之怯弱，实不值我军之一击”(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未侍参京电》，载《蒋冯书简》)；结果援军登陆后，蒋介石又“愤兴”地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最后上海战场明明撤了退，蒋介石还“愤兴”地说：“此次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页四十八)事实上，这些“愤兴”造成的代价，是“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在半数以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示请由粤再调三师来京增援并望速多派部队参战电》)、是“我军各部已经死伤大半”(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五)、是一连“惟余连长一人”(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六)、是“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做壮烈之牺牲”《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蒋委员长齐侍参京电》中说十八师路团姚营是“全营殉难”(《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午电》)是“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页一四六)、是“对自己的空军到前线协同作战一事不存奢望”(《忆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使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除利用夜暗进行猛袭外，几乎很少有还手的机会”(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一)、是动员能力跟不上“阵地伤亡极大”(《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二一)、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高达“十九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