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汪精卫此电把陶德曼调停经过说得很明白,调停之所以失败,因日方改变十一月份可以接受之条件,现在日本既已“觉悟”,回到原来可被蒋介石接受的立场,甚至更加明确,岂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即发出著名的艳(“艳”是二十九日电报代日的简写,电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闻报》)电给重庆,再度敦促接受调整中日邦交三原则,作为和谈的基础。汪氏这三个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国文献》之中,基本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如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不妨结束。汪精卫认为:与日本和谈,并不是他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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