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确实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也有论述如下: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选(页八九八)
这里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发生过。
汪精卫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发表和平主张,采纳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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