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复职那次违宪还明确,照台湾“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本没有第三任,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包括胡适、张君劢等海内外有识之士,十目所视、十指所指,都不赞成蒋介石再连任,所以蒋介石悍然违宪,必须要费一阵手脚。蒋介石在头一年(一九五九年)召见钱穆,问以“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就是全盘手脚中的一个小动作。钱穆在蒋介石追问下,挺不起腰杆,否认此事。蒋介石“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要用书证明钱穆的否认不可靠。钱穆当时即连忙说:“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当年钱穆的文章题为《反攻大陆声中向国民政府进一忠告》,登在一九五o年四月二十日香港《民主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统观全文,钱穆谈到的,纵全做反对连任解,也不过希望蒋介石功成身退而已。但是蒋氏猜忌之心,居然会在近十年后突然迂回而至,来兴问罪之师。当然,钱穆对蒋介石功成身退的希望,原是一种马屁,第一次假定在抗战胜利后,第二次假定在反攻大陆后,后者尤属一种天方夜谭。但是,纵属假定,蒋介石也是不高兴的,他的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所以,一九五九年九月召见那一次,钱穆虽以逊谢之态,一再解释,但蒋介石“屡颔首,不做一辞”。最后,虽“已届午刻”,却连一顿饭都不赏钱穆吃。这种小动作,看破以后,都是有文章的。
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不能说不痛定思痛,然而他的“痛定”是并非民主不够,而是独裁不足,张群先意承旨,早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在总统府大礼堂召开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上,公然指出宪法必须修改,陈诚还补充说,“当年结束训政与制订现行宪法因受党外影响”,回到大陆后可研究仍采用训政。最后决定“权在总裁”,做最后的决策(见萧同兹未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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