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三,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即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获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尔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日政府“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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