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皆以文辩著名”。时人称忌为“庄夫子”,颇有声名。
严助,汉书卷六十四有传,载其或为严忌子,或为“族家子”,因举贤良、善对策而得武帝宠信,成为武帝“中官”中最为“先进”的人物。关于其家族情况,他有一次对武帝说:“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所谓“友婿”,据蔡大家注乃为“同门之婿”。这表明严助家境窘迫。严忽奇,也为武帝“中官”,“并在左右”。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赋十一篇,颜师古注云:“七略云:‘忽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
严氏有三人显名西汉前期,皆有文辞,说明这个家族在宗族内已有了一套儒学教育办法。
从严助与武帝对策中常引用春秋等儒学经籍看,他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但他们总的说来,是以文章、辞赋而显名的。在严助因祸被诛后,严氏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严家还存在。严氏之所以中衰,除了严助之祸外,还与这个家族所习的“儒学”大有关系。
究其实际,在中原士大夫眼中,严家的“儒学”,不过是文辞小道尔,并不是真正的儒学。自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大行其道,确立了经学独尊的地位。在这种大环境下,以文辞入仕便受到鄙视。此外,文辞创作更需要才情与天赋,这与经学传衍的世代相承、后来居上不同,很难代代相传。从这个角度讲,对于扬州土著士人,中原士人还是看不入眼的。眼见扬州土著简在帝心,深受宠信,他们的心中自然不舒服,自会出来使坏。
与严助同时显名武帝朝的还有吴地的朱买臣,汉书卷六十四有传。他的家境似比之严助又差了一截。史载其“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后因随上计吏入京,得同乡严助引荐为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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