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的，考生也只在省内竞争，哪怕是云南、辽东那种穷乡僻壤，考生也有固定分配的名额。但是到了京试这一环节，考生就必须与全国范围内的同行竞争了，各省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水平巨大差异就体现在进士的分配名额上了。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洪武30年（1397年）的南北榜案，当时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明代官职，主讲授之职位）白信蹈主持当年的殿试，结果其所录的前51人竟然全为南方士子，结果北方士子顿时哗然，联名上疏控告两名主考官都偏袒南方人（这两人都是南方人），朱元璋便下令复阅落第试卷，增加北方士子入榜。结果两名主考官复阅后呈上的北方士子卷子不但文理不佳，而且还有犯禁之语。于是有人上告说刘、白二人故意上呈陋卷来掩盖自己的营私舞弊。勃然大怒的朱元璋将刘三吾流放，又将白信蹈和牵涉其中的二十余名官员凌迟处死。自己亲自主持殿试，另外选拔了61名北方士子，被称为北榜，而先前的51南方士子被称为南榜。由于先前选录的51名南方士子是在春天，后来的61名北方士子是在夏天，所以这又被成为春夏榜案。但其实并非当时考官搞地域歧视，只是明初的确南北巨大的经济差异带来的教育差异，其后虽然明朝竭力在科举中通过划定名额的办法来削弱这种地域诧异，恢复全国的政治平衡，但占据经济优势的南方诸省士子在科举中依然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优势，到了明中晚期这种优势更是越发明显，以至于出现了东林党这种现象。而徐阶和张居正两人自己就是典型的受益者，所以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经济优势在科举竞争中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像讲谈社这种背后有着强大经济支持的书社，如果不加以限制，就相当于北京四中、人大附中这样的超级中学，采用衡水教育法，和一群不提供义务教育，依靠私塾教育的普通家庭在一个考场进行竞争，其结果必然会对大明的政治平衡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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