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息，因为是高利贷，欠债的人多付不起息。孟尝君接受了他的管一客舍”的人的建议，请经常“弹铗而歌”的冯囗去收债。他大具牛酒，把债务人都请了来，有还不起的，把借据一火而焚之，永远不要他还了。
孟尝君得知其事，大发脾气，向他责问，冯囗有两点解释。第一，“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第二，“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那就不如“焚无用虚债之券，彰君之善声。”由此可见，高利贷的压力，重到非设酒食，不能骗债务人到场，而讨债讨得急了，债务人会逃走。
但老卓的情况不同，他本人原有身价，而举债是为了从事生产，偿债能力是有相当保证的，同时他也无法逃亡，所以老卓为了筹措资金而举债，应该不成问题。
成问题的是人力，开矿冶铸，需要大量的人力。《吴越春秋》记干将“采玉山之铁精”筹剑，“使僮男僮女三百人鼓囊装炭”。《盐铁论·复古篇》说：“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留人民也。”《汉书·禹贡》说到盐铁实施专卖制度以后，则“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钢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在老卓，从开采、冶铸到贩卖，为产销一贯作业，所需要的人力是如何庞大，不难想象。而他既不愿轻易透露临邛有铁的“独得之秘”，复以与他一起流放到巴蜀的“难友”，畏惧道路艰难，不愿深入剑阁，则《盐铁论》中所说“大抵尽收放留人民”这句话，便不适用于老卓。
这个人力的困难，非老卓所独具，以后到临邛的山东程家，同样地亦感到人力缺乏。那末他们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
程家是向西发展，利用了西康一带的蛮夷，即所谓“椎髻之民”。卓家是向南发展，招致了本地的土著，以及云南的苗子、倮亻罗，即所谓“运筹策、倾滇蜀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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