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有此变。请饬将丁日昌之子原案再行查办等语。该京卿所奏一节，仅系得自传闻，且丁惠衡前因不能约束家丁范贵，闲游妓馆，先经丁日昌奏明，交马新贻审办奏结，自毋庸再行提讯。惟既据该京卿陈奏，亦不可不令曾国藩等知悉，着国藩、郑敦谨即将张汶祥悉心推鞫，有无另有主使之人，务得确供，以成信谳。
王家璧是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翁同说他为人“近迂”，但性情是刚正一路。此奏措词甚妙，明明是马新贻为了保全丁日昌，不得已而袒护丁惠衡，却偏说：“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目的是想将丁惠衡置之于法。因为原案已结，非借个大题目把他扯进去，不足以生案中之案。这一手法，自然逃不过军机处的“法眼”。军机大臣也许会忽略，军机章京对这些花样，精通无比。所以上谕中先作开脱，再交曾国藩、郑敦谨在张汶祥身上“悉心推鞫”，完全是敷衍王家璧。
但由王家璧此奏，更可证明，丁惠衡一案，为导致马新贻被刺的直接原因。是则此一震惊海内，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总督被刺奇案，街谈巷语，推原论始，不能不归罪魁祸首于丁惠衡。丁日昌内心的不安，丁氏家属的紧张，亦可想像得知。
但另一祸首，可说是丁惠衡的祖母黄氏，如果不是她袒护孙子，此案不致一面倒得如此历害。太湖水师营及湘军的众怒，亦不致如此难犯。这位“丁母黄太夫人”也是受了马新贻被刺的刺激，以致忧急去世。丁日昌丁忧去职，乃由张之万调署苏抚。
丁日昌丁忧以后，侨居揭阳，开始整理持静斋藏书。此人本质上并非风雅一流，但与他的同乡张荫桓一样，虽非科目出身，却文采斐然，不以诗名，而偶有所作，颇具功力。在苏州时，有名的书家何绍基过访，流连甚久，陈衍《近代诗钞》收其长歌三首，其一题作“子贞先生以诗索和，已十五年不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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