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语，标而出之，使士奇之学，不待盖棺，便可论定，其为致憾于朱，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可以想像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为朱、潘一榜的无锡秦松龄，因顺天乡试磨勘而革职，都是高士奇捣的鬼。但如康熙好文爱才，重视词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于牛钮、高士奇之流。则陈其年果真持着柳屯田的那种想法，希冀以词臣进用，实为大谬。康熙朝自亦有词臣而得重用者，但于其学问才气无关，如李光地、徐乾学、高士奇等辈。无非布耳目、驱鹰犬，是一种政治技巧上的高度运用。
当朱、潘被黜时，陈其年已下世两年。自鸿博试后，他在史馆两年有余，看花、饮酒、填词，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岁颇得龚芝麓的照应，所以与龚一辈的高年大臣如李慰、冯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冯又为鸿博的读卷官，于陈新结师生之谊，情分更觉不同。史馆的俸给无几，陈其年常得这两位老师的接济，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结纳，而其年意思落落，并无往还。《湖海楼》词中有《贺新郎》一首，题作“赠高内翰澹人”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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