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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7 / 25)

他“受恩深重,勉图报效之心,为盈廷所共见”,这虽未公然指陈国事非恭王不可,但论其本心无他,则蔡寿祺所指的四款罪名,便轻轻地卸掉了。然后,支持醇王的意见,诚如所言,“倘蒙恩施逾格,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恭亲王自当益加敛抑,仰副裁成”,接着说王拯、孙翼谋的奏折,“虽各抒己见,其以恭亲王为尚可录用之人,似无异议”,这一笔的渲染,见得复用恭王,为廷臣的公议。但是如何录用,“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

用意周密,措词宛转,而且简洁异常,全文不足三百字。而“实非臣下所敢妄拟”这句话,又实在是请求两宫太后,复用恭王领军机。因为唯有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宰辅之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任命,才非臣下所敢妄拟,王拯的保倭仁和曾国藩可当“议政大臣之任”,为大家所窃笑的原因,正就在此。

肃王念完,那些刚才不曾发言的人,才纷纷响应。这一下,倭仁完全失败了,他被迫要修改他的奏稿,改了四次才使得大家满意。而这“四削之稿”与肃王的稿子,内容已无区别。

于是摆开两张长桌子,分列两个奏折,军机大臣列名于倭仁领衔的那个奏折,此外公王、宗室、大臣有七十余人列名于肃王的那个折子。不愿列名的也有,如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学士殷兆镛、御史王维珍、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等等,都另有话说,别具奏折。

这许多奏折中,最有力量的倒是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他们联名的一个,身为言官,谏劝的措词,不妨率直,所以说得比较透彻,以为“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廊庙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这几句话,鞭辟入里,也是四方的公论。慈禧太后颇生警惕,知道应该适可而止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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