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例规，必是先派勘估大臣，再派承修大臣，勘估不让内务府插手，正是为了派他们承修预留地步。
醇王奉旨唯谨。由养心殿退到内务府朝房，将全班军机请了来，下达懿旨。军机大臣一共六人，礼亲王世铎，向无主张，额勒和布与张之万伴食而已，常说话的是阎敬铭，许庚身与孙毓汶。只是阎敬铭的话，在醇王听来，常觉话中有刺，鲠喉难下。
“修南北海的工程，是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一，就有上谕的。”阎敬铭闭着眼说，“我还记得，当时的上谕是：‘现在时值艰难，何忍重劳民力？所有三海工程，该管大臣务核实勘估，力杜浮冒，次昭撙节，而恤民艰。’以今视昔，时世越发艰难，况且还要大兴海军。从古以来，帝皇大丧天下元气的，无非三事：好大喜功、大治武备；巡观游幸、大兴土木；佞神信佛、祠祷之事。本朝开国，尽惩前明之失，康雍两朝，真可以媲美文景之治，纯皇帝天纵圣明，雄才大略，不殊汉武，然而所失亦与汉武相仿。盛世如此，而况如今？如果又要大兴海军，又要大兴土木，只怕不待外敌欺凌，危亡立见！”
这番侃侃而谈，听在醇王耳朵里，很不是滋味，他的性情有时很和易，有时很褊急，总而言之，心里想说什么，都摆在脸上。所以，不待阎敬铭话毕，神色就很难看了。
孙毓汶在这样的场合，总是耳听别人，眼看醇王，见此光景，一马当先替醇王招架，“丹翁失言了！”他说，“今昔异势，外敌环伺，非极力整顿海防，不足以立国。中法、中日交涉，委屈求全，原就是亟图自强之计。至于勘修三海，为皇太后颐养天年之计，理所当然，本朝以孝治天下，此举万不可省。至于时世艰难，一切从俭，当然亦在慈圣明见之中，谈不到什么大兴土木。”
“但愿如此。”阎敬铭慢条斯理地说，“大兴海军，户部勉力以赴，大兴土木，不知款从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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