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
在嘉应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一千艘，名为“三不象”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
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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