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樊迟离开后，孔子对弟子们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小人，上位者好礼，则没有百姓敢不恭敬，上好道义，则没有百姓敢不服从；上好成行，则没有百姓敢不诚实，只要用礼义信，那么四方百姓就会背着襁褓里的孩子来投奔，哪里需要用到种地的呢？
这和孟子用分工驳斥农学的道理是殊途同归的，儒家追求的大同世界是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儿。
‘贤者与民并耕’是农学许行的主张，而孟子用分工驳斥了许行。
在孔孟之道中，礼大于一切，那么皇帝每年春天的时候，在祭祀春神的时候，推一下犁，意思意思就行了，表示一种共同参与的态度即可。
朱翊钧亲事农桑是非常离经叛道的行为，当初没闹出乱子来，是大家都觉得十岁的孩子在胡闹罢了，当时满朝士大夫就找不出一个会种地的，还是张居正捞到了一个在京师活动的徐贞明，送到了皇帝面前。
但十年后的今天，大明番薯育苗的火室已经遍布了大江南北，番薯这种救荒的粮食，得到了广泛的种植，与此同时，各种来自泰西的牧草也种满了整个绥远，甘蔗、橡胶树、棕榈种满了这个南洋的种植园。
某种程度上来说，朱翊钧的行为非常契合李贽的学说。
比如李贽认为女子也应该读书，大明的女校织院，就是中原有史以来，第一个给女子提供读书之地的公学，之前的女子读书都是家学。
李贽说朝堂上没有穷民苦力的代表，而大明穷民苦力和农户是高度重合的。
一个会种地的皇帝，是不是农户，或者说有资格成为穷民苦力的代表呢？大明朝堂上制定的种种政令，需要向皇帝解释，也就是要对天下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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