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官员的资历年限升官且只升不降的磨勘制度，改为依据政绩考核来决定官吏的升职或降职，与今日之考成法，难道不是一个道理吗？”
这话倒是从理论上来讲没毛病，但结合庆历新政的结局，却似乎总是有所意指。
实际上，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吏治整顿的太狠，范仲淹等人整顿吏治的种种举措，把一大批政绩不够的官员给从高位上撸了下来，还有很多养尊处优等待荫恩做官的高官子弟没了前途，再加上对于提拔官员，也就是“择官长”，也确实有着“如何择”的问题，新政者肯定是要用人唯亲的，也因此把很多自己的亲朋故旧提拔到了关键位置，这样一来，就导致从上到下，从官员到官员预备役，都被损害了利益，直接动摇了统治基础，因而宋仁宗感受到了皇位晃动的威胁后，马上停止了庆历新政。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考成法、京察这前两板斧固然跟“明黜陟”没什么区别，而这砍向各部寺基层物质利益的第三板斧，跟“抑侥幸”、“均公田”，也是同样的道理。
话到这里，借着酒劲儿，话题自然就延续了下去。
大理寺少卿吕震问道：“诸位，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原先的大理寺少卿，就是在大理寺卿陈洽与工部尚书黄福一起去安南筹备军饷时顶班参与审理李至刚案的虞谦，现在升任了太仆寺卿，而吕震资历、履历都相当了得，这时候他继续引导话题，众人倒是还真就没法硬避过去。
吕震也是洪武朝国子监太学生出身，老朱曾经让他出稽两浙田赋，干的不错，因此擢升了山东按察使司佥事，后来又调入户部担任主事，建文朝初年升任北平按察佥事，靖难之役的时候投降了朱棣，在成为大理寺少卿之前担任着真定知府（正四品），而大理寺少卿在明初本来是从五品，但洪武二十二年的时候升为正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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