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想为自己,最底层的百姓就不该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而这些出自于儒学经典中的话,就是宋濂被章诚为难到的根本原因。
因为这些儒学条文,让他不可能承认说,百姓就该在危机发生时被首先牺牲,而不是应该去选择首先牺牲地主官僚。
所以,这才让他感到憋屈。
憋屈到没有任何理论武器可以支持百姓该被牺牲的观点。
按理。
宋濂可以拿百姓为子,官绅为父母,这种伦理上的尊卑关系,来说服义军选择首先牺牲百姓的。
而他也可以将此作为,百姓该在危机中作为牺牲品而不是让地主官僚作为牺牲品的理论依据。
同刘伯温所提的观点一样。
他们也一向是用这种理论来说服自己的。
但偏偏作为源头的孔孟经典里没有这样说。
要知道,真正开始提出“天下无不是君父、天下无不是父母”的话,是在明末。
要知道,第一次开始提出“臣子无说君主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即意思是“天下没有管臣子有任何不是的君主”这话的,还是南宋朱熹所提。
可见。
宋濂真要是拿孔孟之道来佐证自己希望百姓就该在重大危机时被选择首先牺牲的观点,是没有立足点的。
所以,宋濂没法拿任何孔孟言论来反驳章诚,反而只能被章诚拿孔孟言论来辖制他。
这让他无法不憋屈。
宋濂也因此恨不得把这些民本的儒家言论彻底烧掉消灭,就像历史上,朱元璋在彻底倒向地主阶层而且成功当上地主们的皇帝后,在看见《孟子》里的一些民本观点时,也恨不得要把孟子严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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