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9年)，张集馨总算中了新科进士，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官场入场券。为着这张入场券，单来计算经济账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不过，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张集馨虽非投机钻营之辈，不过人情应酬都能随俗，连他自己也承认：“应酬不可谓不厚矣!”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颜总督虽然已去职，但他经营的权力网络还留在官场上，地方官们自然不敢稍有怠慢，为了招待这位前领导人，既备酒席，又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公款一万两银。
张集馨记录得最详尽的是他任督粮道(相当于财政厅长)时的日常应酬情况。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集馨获任陕西督粮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肥差，被视为“财神庙住持”。因为是肥差，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督粮道负责，张集馨的工作就是终日迎来送往、请客宴乐，根据张集馨的记述，总计下来，一年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
一年五万两银的支出，即使在官位比较贵的乾隆朝，也够捐三顶道台的官帽子了。那么张集馨收入几何?按张氏自述，他每年约有六万多两银子的进项，扣除上述公务应酬与私人用度，已所剩无几。
要在官场上混碗饭吃，与上司、同僚乃至下属之间多加联谊是极为重要的事。因为权力需要用人情来维持，而人情则需要用接待来维持。这里的人情，已不是单纯的人际交往，而是一种重要的隐权力介质;这里的接待，也不是简单的尽地主之谊，而是持有或增持权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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