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先秦与两汉时期完全不同。在宋人笔下，汴京与临安的饮食店与肉铺子非常之繁多，但基本上卖的都是猪肉、羊肉，狗肉店不能说没有，却难得一见。有人统计过《东京梦华录》提到的所有肉类食品，发现羊肉的比例为36%，猪肉的比例是12%，鸡肉等禽类肉食为11%，鱼贝类为15%，完全没有出现狗肉。
许多宋朝士大夫甚至以食狗肉为耻。苏东坡是北宋出了名的美食家，他被贬谪黄州时，看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便发明了红烧肉这道美食。但苏东坡尽管嗜肉，却不吃狗肉。
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在徐州任太守，看到地方政府的公宴上常有狗肉这道菜，觉得不可理解，质问为什么要屠狗设宴。司法官员告诉他：法律并不禁止杀狗。苏轼又问道，公宴用狗肉，合乎礼制吗?司法官员说，合乎礼制。并引述《礼记乡饮酒》的一句话来说明：“烹狗于东方，乃不禁。”
苏轼反驳道：“荒谬!《礼记》也说：‘宾客之牛角尺。’(意为，接待宾客所用的牛角尺把长)难道就不应该禁止屠牛?”我们知道，中原农耕王朝，一直都有严禁屠杀耕牛的禁令。这在农耕时代是非常合理的。
苏轼又引用孔子埋狗的典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孔夫子养的狗死了，叫子贡去埋葬，说道：“我听闻，旧的车帷子不要丢弃，可用来埋掩死去的马;旧的车盖也不要丢掉，可用来埋掩死去的狗。”苏轼体会到孔子的仁爱精神，认为家养的狗死了，“犹当埋，不忍食其肉，况可得而杀乎?”可见苏轼是反对杀狗的，因为他觉得狗与人类关系亲密，杀之心有不忍。
不过没有材料显示苏轼在徐州发过“屠狗禁令”，想来苏轼只是反对在举行公宴乡饮时宰杀家犬，并不干涉民间是否食用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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