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8年（1919）7月由上海大东书局石印出版的《南亭笔记》中提出：
曾忠襄为文正公介弟，攻金陵既破，搜遗敌，入天王府。见殿上悬圆灯四，大于五石瓠。黑柱内撑如儿臂，而以红纱饰其外。某提督在旁诧曰：“此元时宝物也！”盖以风磨铜鼓铸而成，后遂为忠襄所得……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盖无论何处，皆窖藏所在也。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忠襄既破南京，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余颗，诚稀世之宝也。忠襄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每出熠耀有光，夺人之目。忠襄病笃，忽发哮喘之症，医者谓宜用珠粉。仓卒间，乃脱其一，碎而进之，闻者咸称可惜。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
类似的记载还见诸于其他：
至于曾国荃，时人估计其“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以致“老饕之名遍天下”。曾国荃自领军以来，“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此次攻下天京，获赃尤巨。
这些记载言之凿凿，一如亲见。特别是《南亭笔记》，由于它的作者正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以反映晚清官场而闻名，更是彰显了这一传说的影响。一时间，曾老九“老饕”的名声便越传越广。
老九万万没有料到，这付出了血的代价贪到的“天下第一功”换来的却是“天下第一谤”。以至于《清史稿》都说：“国荃功高多谤。”
功高者多谤，这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
但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老九这一“谤”由来可真可假？
1852年南京被太平军攻占后，被困在城内的张继庚混入太平军内部，潜伏了几个月时间。他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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