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了。
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中国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们“安全”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却掩盖不住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
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反是一种文化悲哀。
从王炎午写《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杀，其间有长达三年半多的时间。当文天祥在监狱中历尽折磨的时候，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希望为挽救南宋做出卓越功勋的文天祥能够多活些时日，而是希望他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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