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很可笑。
裴耀卿的被贬，其实在其经历也有迹可循。他主持漕运改革节省运费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以此缗纳于上，足以明功”，然而裴耀卿却说“是谓以国财求宠，其可乎？”，因此将之奏为和市费用。
单此一点，已经将裴耀卿与开元天宝年前那些以盘剥求宠的财政型官员区别开来，彼此可谓油水难调。
随后上台的牛仙客大兴和籴，也让唐政府对于漕运的需求不再像之前那样强烈，既不能应时而变、又不肯从俗如流的裴耀卿淡出时局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所以裴耀卿的去职谈不上什么文学与吏治，而是吏治与吏治。
还有一个被视为张九龄文学党羽的严挺之，因为李林甫所举荐的户部侍郎萧炅将“伏腊”二字错读为“伏猎”，被严挺之告知张九龄并把萧炅贬出朝堂，这也通常被视为文学与吏治之争的一个表现。
在解释这件事前，先介绍下严挺之何许人也。
严挺之进士出身，神龙年间又应制举而出仕，并受到上司姚崇的赏识，姚崇入朝为相后便将严挺之推荐入朝担任右拾遗。
唐玄宗刚刚履极的先天年间，严挺之便上奏不应“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从而受到嘉奖，可见这是一个秉性正直、敢于进谏之人。
严挺之的刚直绝不是虚伪的人设，他是真的敢，就连掌管风纪的侍御史言行不妥，他都敢于发声斥责。甚至于开元年间作为唐元功臣、称得上是北衙第一人的王毛仲，张说等强势宰相都不敢触其锋芒，唐玄宗解决王毛仲都要小心谨慎，但严挺之仍然敢于拒绝王毛仲的非法要求。
了解了严挺之是个什么人，再来回看他对萧炅的不满，这应该归为党争吗？
官员识字、尤其是堂堂一部侍郎识字，这不应该是为官的基本素质吗？如果这也算是文学与吏治之争，吏治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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