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孙伯庸以为县吏先前同他们说的那些话，不过是提前背熟了新政章程，用来应付朝廷派来的账官。
毕竟这种事，他见得多了。
地方官府最擅长的，就是在上官巡视之前，把几个伶俐书吏挑出来，连夜背好说辞。
什么条陈章程，什么账册流转，什么民生疾苦，说得比戏台上的唱词还顺。
上官一来，便站出来对答如流。
等上官一走，底下该烂还是烂，该贪还是贪。
可刚才这桩小事，看似不过是田沟边几根木桩歪了、几条丈量绳换错了，鸡毛蒜皮都算不上。
偏偏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把县吏的本事，明明白白摆在了他们面前。
他会看水势。
知道沟渠偏半尺，夏汛一来，冲坏的不是泥土，而是一片田、一季粮。
他会查册子。
工棚册、器具牌、工段记录，一层一层往上扣，没靠威吓，也没靠拍桌子，就把责任查了出来。
他会问责任。
谁领绳，谁定桩，谁换器具，谁偷懒，每一句都问在点上。
他会按章程处置。
扣工分，重做工段，追回器具牌，重新登记，不多罚，也不少罚。
更重要的是——
他没有把那个叫刘三的民夫往死路上逼。
刘三犯错，该罚。
可家里缺粮，也给了义仓报备的路子。
这不是妇人之仁。
这是治理。
孙伯庸心头暗自一震。
他在都察院多年，见过无数地方案卷。许多所谓清正官员，最爱拿严刑峻法立威。一个民夫偷懒，动辄枷号示众；一个小吏错账，轻则革职，重则下狱。
看似雷霆手段，实则只是在逼底下人造假，逼百姓怨恨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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