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贻吉的消息很灵通，得知此事，勃然大怒，赶到蒋文卓所住的客店中，厉声诘责。蒋文卓知道自己错了，连声赔罪以外，立即把陆贻吉的名字删掉。一场纠纷，本已告一段落，但陆贻吉内心颇为不安，认为还须采取一种什么措施，以防后患。
于是他跟他的同事，刑科给事中任克溥说：“今年科场，弊端丛生，一个姓蒋，一个姓张的、写揭帖揭发，这倒也罢了；哪知道把我的名字，无端牵涉了进去，真正岂有此理！我要自己上疏，纠举这件事。”
话是这样说，他自己可能也有顾忌，所以举棋不定，始终未见他上疏。任克溥的心思却是大为活动了——前明遗留以来的“南北之争”，依然未消；北以山东大老为首，南由江浙大臣领导；任克溥受了冯铨和刘正宗的指使，久已想“荼毒南士”，得此机会，自然不肯放过。不过江南籍的几名大学士和部院大臣，也不是好惹的；因而任克溥犹不免观望。
就在这时候，皇帝在南海子召见汉大臣及给事中、御史等言官，很严厉地面谕须各尽职掌，不得徇私包庇。任克溥一想，趁个风头上，正该奋力一击，于是十月十六日上了一道奏疏，严劾北闱弊端，以蒋文卓和张汉所投送的揭帖为凭，并举陆贻吉作证。
此疏一上，皇帝大怒，传旨拿捕奏疏中指明的人犯，由吏部及都审院会审。
结果审实有五名房官卖了关节，他们是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项绍芳，还有一个就是陆贻吉。举人贿通有据，亦有两人。奉旨：“俱着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主考曹本荣、宋之绳亦交部议处。
这不过是北闱弊案的开端，吏部尚书王永吉，蓄意要兴大狱；于是灵秀手中的一张单子，便成了极重要的证据。
此是李振邺的疏忽，当他用蓝笔亲写二十五个人的关节，嘱咐灵秀去“摸索”以后，原该将单子收回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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