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光看内容的话，其实就是记录古代的种种政治制度，也就是封国、职官、爵禄、祭祀、葬丧、刑罚、建立成邑、选拨官吏以及学校教育这些方面，看起来是不是没什么特别的？
但实际上，《礼记》在六经里的地位非常之高，而《王制》更是礼记里面最有分量的东西，孔子弄得，绝非是无用之功，这里蕴藏了他奋斗一生后，到了老年面对诸国乱象无能为力时，留给后世的宝藏。
其实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姜星火也总觉得，自己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在这一世死亡之前，应该也给后世留下几本书.
咳咳，扯远了，总之，《王制》的内容跟周礼是截然相反，乃至背道而驰的，这也成了经学里面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之所在，是解不开的。
原因也很简单，这都是孔子弄出来的。
一个孔子，弄出来了两个背道而驰的思想，听谁的？
姜星火给出了答案：“孔子壮年问礼，因时局动荡，需尊周王，方有海内升平之希望，加之资历浅薄，畏大人言，故此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语，推崇周礼；然而周朝礼制，到了春秋之时，早已不适应社会的剧烈变化，积弊肉眼可见，孔子到了晚年之时，自觉已无救时之希望，又担忧王道不行，故此继承周礼而更改制度，亲自修订，以图留给后世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将其思想隐喻于《王制》和《春秋》之中。”
所以，姜星火面对古文和今文学派之争，或者说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争端，选择了董仲舒的今文学派。
事实上，公羊学所宣传的《春秋》经义，确实与《王制》更加相合，而《王制》按姜星火的说法，那就是孔子的托古改制思想。
所以这么串下来，姜星火的思想脉络就很清晰了。
孔子托古改制写了《王制》和《春秋》，董仲舒托古改制以公羊学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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