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田八十余顷给寺院，王骞作为显贵尚且如此，普通升斗小民更是难以避免。
而僧侣由于享有免税权、免役权，寺院其实成了“法外之地”，而对于被税赋和繁重的劳役折磨的普通百姓而言，把自己的地产以布施或出售的方式转让给寺院，只要缴纳相当数量的地租，就能换取寺院的庇护，免除赋税和劳役，不失为一个良策。而在这样的交换背后，寺院几乎不用付出多少代价，就能凭空得到一部分土地，还能免费获得一批劳动力。
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寺院会占有大量土地。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短短几年，寺院多有“侵夺细民，广占田宅”的行为，甚至到了“寺夺民居，三分且一”的局面。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首都(今南京)附近“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
而在佛教兴盛的唐朝，唐初的僧尼就有二十万众，他们“驱策田产，耕织为生，估贩成业”。在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寺院广占田地和水碾，侵夺百姓，官府甚至都奈何不得，僧侣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势力。
和尚是放高利贷的先驱
由于僧侣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从事商业活动就在所难免。中国最早的金融业，就是僧侣以寺院的质库形式开创的。
南北朝时期，在佛寺里最早出现了能典当的机构。据《南齐书》记载，一个叫褚澄的官员，曾经用一万一千钱，向一所寺院赎回其兄长抵押的“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
而很快，僧侣们已经不满足于典当，寺院开始经营高利贷事业。北齐时期有个叫道研的和尚，他是济州的僧官(沙门统)，他资产巨富，向外出借高利贷的范围遍及一郡，甚至还借助官府的势力帮他追债。
伯希和的敦煌写本记录了敦煌净土寺僧侣的年度结账报告，寺院的三分之一收入来自于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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